丹阳延陵“九里”地名的来源

成学远

（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9872020级，南京 210046）

指导老师：张学锋

（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987，教授，南京 210046）

摘  要：今江苏省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因村中的延陵季子庙而闻名，但唐宋以来对其地名来源未加详细考察，往往望文生义，将村名视为因距延陵县治“九里”而来。据历代文献记载，延陵季子庙初建时的六朝延陵县治与唐宋时期的延陵县治并非同处。六朝延陵县治在“云阳西城”，即今延陵镇西旧县村、九里村一带；唐武德三年延陵县从丹徒回迁时，新设县治，在旧治东约七里，即今延陵镇，六朝时期为“云阳东城”，因此出现了“旧县”“旧理”的称呼。今之“九里”，即为“旧理”之讹。

关键词：丹阳  延陵  九里  地名季子庙

一、旧说及其问题所在

延陵九里村，因村中著名人文景观“延陵季子庙”，受到世人的关注。然而，“九里”这一地名的来源，唐宋以来却以讹传讹，往往望文生义，将村名视为因距延陵县治“九里”而来。

江南地区的“九里”地名并非一处。除“延陵九里”外，还有一个“九里”在今常州新北区的奔牛与丹阳的吕城之间，因此地旧属晋陵郡，可称其为“晋陵九里”。《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记南朝刘宋时“孔觊遣其将孙昙瓘等军于晋陵九里，部陈甚盛。 沈怀明至奔牛，所领寡弱，乃筑垒自固。”元人胡三省注晋陵九里曰：“其地在晋陵西北九里，因以为名。”^①“晋陵九里”与“去城九里”之间似乎逻辑自洽，但不得不说，胡三省的注语其实就是望文生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地名的阐释和研究中普遍存在。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引《吴历》曰：“（孙）和四子：晧、德、谦、俊。……吴兴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万余人，劫（孙）谦，将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择吉日，但遣使以谦命诏丁固、诸葛靓。靓即斩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靓出击，大破之。”^②点校者将文中的“九里”加上竖线，将之视为地名。但很明显，文中的“九里”，与上文的“三十里”一样，均为距都城建业（今南京市）的距离，而非地名。史为乐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立有“九里”一条，并以《吴历》为据。^③可见亦未作考订，因袭其误。

《吴历》所言“九里”也好，胡三省所注“晋陵九里”也好，《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所立“九里”也好，均属望文生义。不仅如此，其“九里”地望，亦与本文讨论的对象“延陵九里”无关。

二、延陵九里的历史记载

与延陵九里相关的记载，早在南朝时期编定的《南齐书》《丹阳记》《舆地志》等文献中已经出现，记载多集中于著名人文景观“延陵季子庙”与自然景观“沸井”，但记载庙、井的南朝文献中均未出现“九里”之名。“九里”之名始见于北宋初年乐史所撰全国性地志《太平寰宇记》。该书卷八十九《江南东道·润州》延陵季子庙条曰：

延陵季子庙，在县东北九里。《史记》云：“吴王寿梦之少子。”《太康地志》云：“吴封季札州来而居延陵，故曰延州。”顾野王云：“吴自有延州来，此地先已封季子，非楚州来邑也。祠前有沸井四所。”^④

首次出现了“在县东北九里”。从《太平寰宇记》的叙事体裁来看，这里的“九里”应该是距离而非村名。且方位也与事实不符，延陵季子庙应在北宋初年延陵县治西北。此后，相关著述中开始频繁出现“九里”一词。如宋人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七《两浙西路·镇江府》嘉贤庙（即季子庙）条下曰：

在延陵镇西北九里，即吴季札庙也。延陵乃其采邑，土人为之立庙， 庙前有沸井四。《南徐记》云：季子旧有三庙。南庙则晋陵，北庙则武进，此则西庙也。^⑤

元人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庙》丹阳县嘉贤庙条：

嘉贤庙，在延陵镇西北九里，即吴季子庙。^⑥

此后，镇江及丹阳方志的记载多与上述相同，不再一一列出。

如果说上引三种文献中出现的“九里”，从地理文献叙事的体裁上看依然表示距离，但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中，已经清楚地记载“九里”除表示距离外，已经出现了“九里”村名。《至顺镇江志》卷二《乡都》：

寿安乡，在县西南，故属延陵县。都二，里保村凡二十：三都、四都。颜村里、张村里、台庄里、韦庄里、杨庄里、于庄里、香庄里、丁庄里、尤驱保、李越保、荻塘村、新埭村、垾头村、永昌村、西暮村、西贺村、东贺村、九里村、后韦村、旧县村。^⑦

此叙延陵县之沿革。延陵作为地名，源自季子，旧地在毗陵（后改为晋陵），今常州。然西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对旧吴地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调整，在曲阿县延陵乡设置延陵县。《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

毗陵郡 吴分会稽无锡已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为毗陵郡。统县七，户一万二千。丹徒故朱方 曲阿故云阳 武进 延陵 毗陵 既阳 无锡有磨山、春申君祠。^⑪

可见，至迟在孙吴时，延陵之名就用在了曲阿县（时称云阳县）的西南乡了，与先秦秦汉时期的“古延陵”彻底分离，成为新的建置单位。太康二年（281）置县时，用了原有的乡名。李吉甫在叙述延陵县时自注“东至州一百里”，方位与距离不符合实际。而中华书局点校本也未加注释与改正，笔者认为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李吉甫将唐代延陵县与上级建置润州之间的方位搞错了，或者在后世传抄时搞错，“东”实为“北”之误。《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润州延陵县条作“南一百里”^⑫，即延陵县治在润州南一百里，与实际和文献皆相符。二、李吉甫一时误认延陵县的上级单位是常州晋陵郡，所以才会有“东至州一百里”之说。^⑬

同时，《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常州》：

春秋时属吴，延陵季子之采邑。汉改曰毗陵，晋东海王越谪于毗陵。元帝以避讳，改为晋陵郡，宋、齐因之。^⑭

同卷常州晋陵县条：

本春秋时延陵，汉之毗陵也，后复与郡俱改为晋陵。季札所居也，墓在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⑮

以上两条可见自汉代起，作为地名的“延陵”已与常州晋陵郡县无关，延陵专指丹阳延陵。而《太平寰宇记》所叙与《元和郡县图志》基本一致，只是做了更多敷衍。

北宋王存撰《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润州》曰：

熙宁五年省延陵县为镇入丹阳县。^⑯

北宋熙宁五年（1072）废延陵入丹阳后再无“延陵县”建置。至此，全国性地志中延陵县的沿革置废的具体情况，已基本清晰。然所据材料皆为全国性地志，较为粗略，因而有必要再行检索六朝隋唐文献及宋元方志，以期获得延陵县更为详细的记载。

首先，如上文叙述及《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与《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可知晋陵县是“古”延陵，延陵县为西晋平吴后分曲阿县地新置。据《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可知隋平陈后将原丹徒县改为“延陵县”，治今镇江，属江北江都郡管辖。^⑰ 据《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武德三年（620）杜伏威归唐后，政府置润州于丹徒，将延陵县的名称回迁至西晋分曲阿所置延陵县区域，即所谓“还治故县”。^⑱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中“故治丹徒”即指上文所述隋平陈之后到武德三年（620）这一段时间里的治所。而将新、旧《唐书·地理志》进行比照，不难看出延陵县在隋唐鼎革之间归属建置的变化。

正史《地理志》的叙述毕竟简单，延陵县回迁的具体细节，可参见两宋的地志。《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道一·润州》延陵县条：

隋移治丹徒。唐武德三年移于今理。^⑲

《舆地纪胜》卷七《两浙西路·镇江府·古迹》有以下两条：

故延陵县 熙宁五年，废延陵县为镇，隶丹阳县。

延陵镇 本曲阿之延陵乡也。晋太康中，分置延陵县。隋尝移延陵治今之丹徒。唐武德初复旧，圣朝因之。然非古之延陵也。古延陵地，今常之晋陵是也。熙宁废为镇，以隶丹阳县。^⑳

《嘉定镇江志》卷十七：

宋朝仍唐为延陵县，非古延陵也。古延陵今常之晋陵是已。熙宁五年废，县为镇，隶丹阳。²¹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唐武德三年“还治故县”，直到宋熙宁五年（1072），延陵县县治均在王象之所说的“延陵镇”。此时再回过头来重新考察《至顺镇江志》中的“旧县村”，结合《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²²，可知旧县村一带即为六朝时期延陵县治所。²³

《嘉定镇江志》卷二《城池》丹阳县条称：

云阳东、西城，《舆地志》云在故延陵县。今延陵镇西三十五里，与句容分界之处，东、西城相去七里，并在渎南。二城即吴楚之境也。又唐《图经》孙处元所撰云，西城有水道，至东城而止，并陈勋所立。²⁴

清人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南直七》镇江府丹阳县延陵城条亦云:

县南三十里。本曲阿县之延陵乡，晋太康二年分置延陵县，属毗陵郡。……《志》云: 镇南有云阳东西二城，相距七里，在运渎南岸，盖孙吴时所置。或以为春秋时吴、楚分疆处。今丹阳、句容分界于此。²⁵

从上引文献可知，云阳东、西城，在运渎之南。这里的“渎”“运渎”，当指孙吴时期开凿的人工运河破冈渎。

结合历史以及文献记载，参照地理信息资料，云阳东、西城之间“相去七里”，也基本符合延陵镇到九里村、旧县村之间的距离。可以基本推定，今九里村、旧县村一带为云阳西城，其东七里为云阳东城。六朝延陵县治为破冈渎南岸的云阳西城。隋平陈后，于今镇江市设置延陵县，隶隋江都郡。武德三年（620）废改延陵县为丹徒县，并在原六朝延陵县区域内重建延陵县，但回迁的延陵县县治已不再是六朝旧治云阳西城，而是东部的云阳东城，即今丹阳市延陵镇。其迁治原因，当与隋统一后破冈渎的废止，整体漕运系统东移有关。而位于旧县治的季子庙，也因县治的迁移成为“旧治庙”，后避唐高宗李治讳改为“旧理庙”，最终讹为“九里庙”。

致谢：

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987教授张学锋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