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元末元丽关系之中的力量博弈 ——读《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有感

浅析元末元丽关系之中的力量博弈

 ——读《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有感

杨沐熹

对于整个“蒙古时代史”而言，由于笔者个人的地缘偏好和对于区域研究的兴趣，元丽关系始终是笔者相对关注和好奇的课题。在本阶段的课程学习和参考文献阅读过程中，美国学者鲁大维所著的《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一书¹激发了笔者浓厚的兴趣。本书主要探讨的四个主题——东北亚区域视角研究、蒙古治下大融合及其影响、个人与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元丽关系的动态变化，贯穿全书，清楚地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在大元兀鲁思统治后期的东北亚动态时局图。作为驸马国和蒙古帝国在东北亚最忠心的附属国，高丽国是如何被影响、也影响着蒙古帝国的内政？面对大元兀鲁思力量的动态变化，高丽国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通过阅读本书，笔者的许多疑问得到了解答。由此，笔者以元丽关系的演变过程为主体于此归纳整理，提出一点自己的阅后思考。

对于“元丽关系”这一课题，鲁大维主要是以元末王氏朝鲜国王恭愍王、元朝末帝妥懽帖睦尔及其皇后——出身于高丽的奇皇后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元朝衰落时期元丽关系的变动。在笔者的固有印象中，“元丽关系”的概念还停留在13世纪前期，蒙古六侵高丽时二者不对等的角力过程。在蒙古还没有完全转变为“大元兀鲁思”的时期，二者的关系更像是一个普遍的、稍强的大型政权与稍弱的小型政权会存在的单纯的力量博弈，且其中还有可供选择的“第三方”即南宋从中平衡；但是到了以蒙古这一游牧民族为主导的政权完成大一统、成为具有唯一正确性的中央政权后，元丽关系显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简单来讲，就是高丽政权的地位从具有独立自主权变为了“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半独立状态，打破了中朝关系史中长久存在的宗藩体制之限制。更遑论在此之后元丽关系又加入了姻亲这一亲缘关系的联系或者说是限制，即高丽由于迎娶蒙古公主成为“驸马国”的高贵存在、高丽贵族也多与蒙古联姻²等现象，让元丽关系逐渐演变成了“蒙古帝国将高丽视为附属国的精英表率、高丽将自己视为蒙古帝国的分支”的情况。

事实上，结合史实我们可以得知，元所谓的“国祚”是非常短的。经历了两都之战的元朝已经元气大伤、大权迭更，在顺帝上位之前，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已经颓势初显。而高丽国从14世纪30年代开始，也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了国君频更的怪圈。在此之前，高丽和蒙古帝国虽然关系紧密，但这种“始终保持谦卑、立志做好蒙古帝国的标杆”的臣属下国态度正缘于蒙古帝国国力之强盛、二者实力悬殊的现状。笔者认为，针对恭愍王的探讨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作为朝鲜政局稳定后的首位新君，其成长经历和执政经历都让他得以窥见强盛的大元兀鲁思的衰落，是带领高丽在面临大元兀鲁思之崩塌之时走回独立的关键人物。而妥懽帖睦尔虽为元朝末帝，但是其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对于元丽关系的影响不可不谓深远。

但是笔者始终认为，元丽关系这种“更进一步”的进展，实质既是短暂又偶然的历史巧合，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偶然性在于妥懽帖睦尔的个人因素带来的另一重要人物之登场——奇皇后。若非身出蒙古族的第一皇后逝世，奇皇后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正式走入权力的中心；更偏激一点，若非妥懽帖睦尔深受儒学影响，对于温柔善良类型异性的个人偏好，奇皇后也不会被关注和宠幸。奇皇后本人的性格更是另一重偶然因素——面临同样的情景，为什么这个被宠的高丽新后成为了大元武则天而不是大元赵飞燕？正是诸如此类的偶然因素，让元丽关系的转变注定只是昙花一现式的繁荣。

但是其实元丽关系的变化又是具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的。首先，高丽长久作为蒙古帝国附属国之中的标杆，其存在甚至得到了汉人的认可和肯定，在大元兀鲁思统治的近百年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力量。高丽贵族成批进入大都，其王室成员更将在大都担任大汗的怯薛、在大都接受地道的蒙古式基础教育。作为大汗护卫，他们更多被认为是家臣式的存在，在蒙古帝国也是毫无疑问的上层核心；显然恭愍王正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他也因此更有机会窥见更多日落西山之迹象。此外，奇皇后权柄之强盛也缘于蒙古帝国女性政治地位较高的传统³。因此，在本时段高丽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加强的种种措施，都是有迹可循、可被解释的。

除了恭愍王、妥懽帖睦尔和奇皇后，本时段的元丽关系同样还有其他第四方、第五方的存在。一是高丽内政之混乱，武将强势的权柄对于恭愍王王权的威胁依然没有消除，奇皇后家族同样气焰嚣张；二是崛起的南方起义军，显然取代南宋在早期元丽关系的角色，成为高丽提前下注、准备下船的另一选择。比如本书中提到的，让笔者惊讶的史实：明朝创始人朱元璋与恭愍王在13世纪50年代已有往来，恭愍王在政变失败后流亡福州，居然捞到了官方承认的封号——“定命于此而能复安于大东，故赐号安东”。

不过正如作者在绪论和结尾都反复强调的，元丽关系变化的悲剧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即“小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奇皇后扶植高丽如此，后来和恭愍王的反目如此⁴，恭愍王自身政变失败亦使如此。事实上，笔者始终认为元丽关系的本质依然没有跳脱出宗藩关系广义上的屏障——小国即使谦恭臣服，依然保有着自主独立和摆脱强权控制的野望；而本时段元丽关系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大元兀鲁思的力量衰落。即使二者关系已经比之前更加紧密，即使已经有更强烈的血缘亲族之羁绊，高丽依然坚持以本国利益为先。细细思考，这或许也是一种小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同样不能说元丽关系这种短暂的亲密之中，高丽完全“心怀鬼胎”。在红巾军威胁帝国的核心中央地带、横扫山东之时，高丽同样派出援军、坚持抗争；在元朝倾覆之际，妥懽帖睦尔选择的后撤路线之一就是前往高丽的仁川蛰伏休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高丽想要摆脱大元控制的意愿比较强烈，但是二者长久以来家臣式的关系依旧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此之前蒙古已经开始怀疑高丽的忠诚，决定更换高丽国君；高丽开始提出反抗，发动反奇政变等等。

在梳理完本书中对于元丽关系变化的论述过程后，笔者还想谈谈对于本书的整体感想。相对于笔者读过的、也是作者的偶像，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一系列蒙古研究，鲁大维的关注点已经较论述草原帝国的内亚性更进一步，在坚持全球史视野的同时坚持局部的区域研究视野，照样提出了精彩的问题视角。与杉山正明“欲想研究蒙古帝国必先从唐开始”的叙述相比，鲁大维显然更为干脆：并没有为了论述元朝后期的政治动乱就从建立初期的“祸根”开始分析，而是简洁明了地解释后便重点论述后期的变化和影响。此外，尽管两人的论著中都夹杂着海外汉学独特的叙事风，但是相对于杉山正明偶尔会出现的文学性、主观性的个人色彩，鲁大维显然将重点更多放在“讲好故事”，不甚突出的个人色彩显然带来了更好的阅读体验。

在笔者心中，本书的另一亮点在于探讨话题的新颖。针对本朝，学界关注更多的是元朝崛起及前期的“光辉历程”：黄金家族如何一统欧亚大陆、草原民族首次入主中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之类，即使是关注元朝后期的学者，也会更多将视线集中于南方起义军的抗争和朝代的更迭，很少有人注意到帝国治下相对稳定的东北亚区域的崩塌过程。日本学界甚至有人提出“后忽必烈时代的政治史研究还处于冷清孤寂的状态”的观点。由此来看，哪怕是学界对于元朝后半期的认知都是懵懂无知的，更何况笔者这样的广大历史学爱好者和群众。此外，本书作者的写作功力十分优秀，史料援引来源广泛、种类数量丰富的同时又保证了语言的简单晓畅，夹杂以精妙的叙事，可读性极高，甚至在豆瓣的书评区还有人指出“学术著作不应如此通俗”。不过对于笔者个人而言，其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平衡恰到好处。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问题是，本书同样有着许多的欠缺。一是在于题目与内容的偏差，虽然作者提出了“要关注元朝后期东北亚局域”的问题，但是整体来看只是局限于元丽关系的论述，而忽略了日本这一东北亚地区的重磅角色；二是在于本书的组织结构无法做到“一而贯之”，材料组织和顺序安排读起来略有松散，更适合碎片化阅读；此外，本书也出现了一些基础性的错误，比如在探讨红巾军对于元朝后期政治的影响时，作者曾误将其首领韩山童和其子韩林儿混淆等。但总而言之，作为年轻的西方学者，鲁大维的表现别具一格。相对于笔者阅读的其他海外汉学书籍，本书的阅读体验和整体观感都是较为优秀的。如果深入研究元丽关系和元朝后期的东北亚视角、高丽史研究等领域，本书或可作为参考材料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