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9月上旬，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2013年峰会期间，第一次在国际社会公开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一个月后，在东盟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这两大战略构想直接通过丝绸之路这个以和平和繁荣为内涵的历史概念，从陆路和海陆充满现实地将中国未来全球化发展有理有据地展现了出来。
中国在丝绸之路中占有什么位置
我们可以比较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的地理与其他几个古代世界文明中心的情况。
上古时代“旧世界”（即亚、欧、非三大陆）最重要的人类早期文明起源地集中三个地区，即近东与东地中海沿岸，如尼罗河下游、伊拉克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今巴基斯坦的古印度河中游及中国。
文明的发展，除了其内在自生动力以外，相互间的相互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位于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相距较近，两者自古便有一定的联系。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与西亚也相距不远，古人可循海道往来于波斯湾与印度河口之间，考古发现证明古印度河文明与西亚古文明之间亦间有往来。
相形之下，作为东亚古文明的源起地中国辽河、黄河、长江流域，从陆路交通的条件看，北限大漠与草原，西南为青藏高原，在依靠人力、畜力的古代，交通条件实属不便。
而从海洋交通条件看，我国东部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隔海相望有日本、琉球、吕宋诸岛与南洋列岛，但这些岛屿由于面积、宜农区域、资源与人口均十分有限，其社会经济的体量与位处东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中国相差巨大，不足以支撑其独立发展成有世界影响的文明起源中心。
这与环地中海的南欧、西亚与北非之间的关系相当不同。而跨越大洋前往遥远西方的航行，在航海技术没有发达起来的古代，也是极为艰难的。
这就是说，从中国前往世界其他文明中心，需要经过漫长的海路或陆路。这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从地理位置看，相对于其他三处文明中心而言，处于较为封闭的位置。因此，从“丝绸之路”发展的基本条件讲，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并非最优。
中国何以能推动丝路繁荣
既然“丝绸之路”行程艰难，为什么会发展起来呢？古代中国人民通过怎样的努力化不利为有利，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兴旺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以辽河、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地区，区宇辽阔，四季分明，水源相对充沛的地理条件，使中国上古居民能够以较少的人力投入而获得较多的农业产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以农耕与草原游牧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是东亚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在东亚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数千年以来一直起着火车头的作用。
第二，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生产技术发达，古代中国人口繁衍的速率远高于上述其他三个古代文明起源中心，进而形成规模巨大的人口－经济复合体。与人口众多相应的是生存斗争的相对激烈，因而中国人民自古勤于耕织，创造力强，同时消费需求也非常巨大，不但有能力向其他民族提供丰富的精神与物质产品，对他们的产品的需要量也大。
第三，中国地跨南北，兼有内陆与沿海，中华文明本身是东亚各种不同文明融合而成，一直面对着复杂的民族关系，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不但不排斥来自遥远地域的异质文明，而且有很强的包容性。佛教这种产于古代印度的宗教，就是在不同时期内，通过不同的渠道反复入华，影响中国，并被吸纳成为中国本土文明的一部分。
第四，基于中国人民旺盛创造力之上发展起来的发达科学技术与组织能力，包括地理学、造船业、导航术（包括天文与地文导航、磁罗盘的应用等）、对实现跨洲隔海相望的各地、各国与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愿望，起了极大的作用。
丝路繁荣的核心是什么
尽管中国在“丝绸之路”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丝绸之路”并非中国人民在唱独角戏，其沿线各国与各民族均起过重要作用。
从陆路交通看，西域及其以西的广大内陆亚洲地区，与中国东部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规模农耕区相较，其绿洲的面积相当有限，大者纵横一两百公里，小者甚至不超过视力所及范围，因而所能维持的人口也相当有限，故其经济规模都不大。
由于每一片绿洲之内均无法生产当地人所需的一切，因此绿洲居民自古便有远行贸易的传统。相邻的绿洲之间的距离不等，以驼马行驶的日程计，少则当日可达，多则须费十余日。内陆亚洲如珍珠般分布的绿洲是长途远行者天然的中继站，而绿洲居民的远行经商传统，则成为“丝绸之路”赖以存在的主要基础之一。
内陆亚洲北部与欧亚草原是游牧民的主要居住区。游牧民的主要生存手段是饲养牲畜，而草原承载条件的限制决定牧民必须不时地转场，这就产生了游牧社会的流动性。他们所驯化的马匹与骆驼，是东西交往的主要交通工具，凭借此，他们往往比中原汉地的定居民有更多的远方民族的信息。因此，内陆亚洲的绿洲居民与游牧民族，自古以来便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
从海路交通条件看，东南亚由于岛屿众多，海岸曲折，航海业发展得很早，也形成了地域海上交通网络，加之地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有利位置，使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接力棒”式的海上交往的中介。
远在汉代，罗马帝国的航海家、商人与使者便已穿越红海，进入北印度洋，并到达中国。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大食商人不但长期活跃在连接波斯湾至中国的航线上，并且有不少人在我国东南港口城市定居下来。
可见，没有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和共同建设，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现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都很难形成。
丝路经济带的经略方向何在
因此，以古鉴今，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具体推进，需要重点着手三方面的建设：
一者，构筑便捷高效的交通体系。
“丝绸之路”主要功能就在于通道，所谓通则丝路兴盛、绝则丝路毁弃。古代中国人沿着“丝绸之路”走出去，如历朝历代的商使、旅行家与为求法而长期留居海外的高僧等海外华人的聚居区；域外人也陆续入华，如在古代西北各地的粟特人聚居区，葬于南京的渤泥国王及泉州温氏墓等。可见，丝路经济带的建设首重在交通的完善和体系化。
二者，丰富优质活跃的商品贸易。
“丝绸之路”又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渠道，各民族间一直从事着有利于彼此国计民生的交换。
不但我国的丝、茶、陶瓷的产品大量输出，制造技艺也在许多国家生根发芽，我国的造纸、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技术的西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古代自域外传入的植物品种如胡萝卜、胡荽、洋葱、菠菜、茉莉花，16世纪以来传入的番薯、土豆、西红柿、玉米、辣椒。这些互通有无，互利互补的交换使所有参与者都从中受益。
因此，如何形成能够持续不断满足国际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大规模商品流通，乃丝路繁荣的关键物质支撑。
三者，促进广泛的人文多元交流。
“丝绸之路”也是文化往来的通衢。西域各国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与基督教等在不同历史时代先后入华。印度语音学对我国“反切”的产生与诗律学的发达，印度戏剧对我国戏剧发展均有重要影响。我国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也在东亚与东南亚周边国家中广为流传。
所有这些都说明，多元文化交流是沟通丝路长盛不衰或者衰而复盛的主要因素。
因此，总结“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必须牢牢把握住以下三大方面丝路特性：
第一，和平性。尽管丝路沿线各民族之间文明与发展程度相差很大，但它始终是一条和平之路。各国、各民族之间和平往来，和而不同。
第二，全民性。“丝绸之路”最初是自发产生的，参与交流与交往者既有各国与各民族统治者，更有各阶层普通民众，可以说是官民共同参与的。
第三，共赢性。“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都从交流中获益，不是一方得，一方失的零和交易，而是双赢的。“丝绸之路”的存在与发展，有利于沿线各国与各民族的国计民生和各自文明的发展，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作者为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987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瞭望》2014年第37期）